原標題：一種創(chuàng)新型破譯方法
——夏欽作品《蘇東坡密碼》中的“烏臺詩案”輿論場略論
□ 龐驚濤(成都)
資深媒體人夏欽的文學作品《蘇東坡密碼》(云南美術出版社，2022年1月)，選擇疊床架屋的蘇東坡研究為主攻方向，在前人已經嚼爛了的地方，試圖開墾出一片嶄新的“處女地”，其迎難而上的勇氣以及標新意識值得嘉許。其作上篇《困境中的蘇東坡》以《1082：從“蘇軾”到“蘇東坡”的人生蝶變》《“烏臺詩案”中的輿論場》兩文組成，選題最為具眼，當是全書精要所在，尤其以后文的研究方法最為新穎警策。作為一種破譯“蘇東坡密碼”的方法，輿論場這個嶄新的宣傳輿論學詞匯，和“烏臺詩案”這個古典的文化冤獄事件完成了無縫對接。
“輿論場”是一個新鮮的詞匯，使許多人形成共同意見的時空環(huán)境。無數個人的要求、愿望、主張、態(tài)度，只有在一定場的制約下，經過多方位的交錯、協調、組合，才能形成一致意見。“輿論場”具有相當的專屬性和特定使用語境，作為資深媒體人的夏欽是非常諳熟的，他長期潛沉于對蘇東坡的研究，思想意識和觀念的偶發(fā)碰撞使這種破譯的創(chuàng)新成為了一種可能。他敏感地意識到：“烏臺詩案”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和最終落幕的過程，本身就是一個特定的“場”。要破譯事關東坡一生轉折的這個密碼，“輿論場”作為一個嶄新的工具，完全可以今為古用。由是，他帶著這個新方法，重返“烏臺詩案”現場，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全新的“烏臺詩案”觀察視角，新聞學、傳播學和輿情處置等新鮮的詞匯出現在“烏臺詩案”的時代解讀案卷之中，給人一種耳目一新之感。
作為一種破譯方法，“輿論場”的形成、發(fā)展、高潮和落幕，必然對應著“烏臺詩案”的始末。夏欽置身“烏臺詩案”的歷史案卷之中，不僅僅作為一個東坡純粉試圖從文學、史學的角度，進入東坡的內心世界，也要作為一個新聞官或者說干脆就是一個新聞發(fā)言人，復盤整個“烏臺詩案”的每一個細節(jié)，以為它的輿情處置、輿論引導和新聞發(fā)言做出理性而可行的參考。對這個已知結果的事件的輿論引導，使既作為作家、又作為新聞人的作者，在這樣的破譯里，有了很強的主動性和從容性。這條宏大的輿論場主線分析的價值就在于，它要呈現出東坡這個生命個體在這個事件中經受的折磨、痛苦和磨煉，為他找到那條幽微的、在這樣巨大的人生困境中一奮而起的隱秘副線。
基于這樣的方法，作者勢必要對王安石主導的激進變法帶來的輿論影響進行評估。這場由強權體制推進的變法，沒有進行多少輿論造勢做鋪墊就匆匆上馬，引發(fā)了大多數人對變法的評價，其中就包括蘇東坡。新聞官的立場，在這里，是偏向持反對意見的大多數民眾的，當然，作者也對推動負面輿情的官僚體制進行了批判：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，沒有遵循宣傳先行的原則，使身在官僚機構內部的眾多官員都難免要站在反對的一方，東坡即便通過文字譏諷變法，又何罪之有?
新舊兩黨的觀點交鋒所掀起的輿論波瀾，毫不意外地成為輿情的發(fā)酵點，東坡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要卷入到這場觀點交鋒中來，并成為舊黨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民間輿論場的代言人。主流輿論場的控制人，是改革主導者的宋神宗和改革實行者的王安石。這一場交鋒，盡管以代表皇權的新黨獲勝，但還沒有到完全封堵民間輿論場的地步，蘇東坡在這個階段的激烈發(fā)聲，表現為他向神宗所上萬言書。
真正的較量來自于民間輿論場被主流輿論場的全面監(jiān)控，這也意味著強勢皇權的一方要對舊黨代表人物動手了。蘇軾不僅名高震相，而且有舉旗招部、望風而從的強大號召力以及影響力，更因為他有著當時獨一份的輿論武器：他的《蘇子瞻學士錢塘集》的出版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他不僅是自帶流量的超級大V，還是自持輿論利器的領袖人物。在兩個輿論場較量時期內，這樣的領袖人物是相對安全的，而一旦輿論環(huán)境變遷后，這樣的領袖人物便不可避免地要成為輿論斗爭的犧牲品?！短K東坡密碼》的妙處就在于，在精密剖析了輿情的醞釀、發(fā)酵和較量后，還原了宋神宗要對作為“民間輿論場”策源地的蘇軾“殺雞儆猴”的微妙心理過程，以及作為改革實行者王安石暮年對主流輿論場小心翼翼、笑而不答的細節(jié)，堪為全書亮點，值得標出之。
看起來，蘇東坡個人魅力及其作品力量形成的渲染力，是構成民間輿論場的要素。它們合力產生的誘惑力、鼓動氣氛，能增強民間輿論場的感染力，使輿論提前形成或出現威加四海的趨勢，它們是反對變法的旗幟、彩色氣球、口號聲、標語牌、戰(zhàn)歌、鼓樂、掌聲，它們的聲音越大、影響越大，對主流輿論場形成的震動就越大，也因此，主流輿論場要監(jiān)控、管制和全面扼殺民間輿論場的動機就越迫切。至此，以嶄新的輿論場作為一種方法，破譯“烏臺詩案”中的“蘇東坡密碼”，就呈現出了一條完整清晰的輿情演進圖。我們今天用輿論場的嶄新術語，來解釋“烏臺詩案”中的相關細節(jié)，完全沒有時代變遷和語境變異帶來的違和感，反而呈現出了一種親密的融合性和高度的適用性，這就見出了作者夏欽采用今天的工具，返回到這個事件的現場進行闡釋創(chuàng)新的價值。
作為一種破譯方法，將“輿論場”引入“烏臺詩案”，無疑是夏欽對研究蘇東坡的一種創(chuàng)新，也是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。
(作者系成都時代出版社副總編輯)
編輯：郭成
